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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淹没的与后来的 (第1/5页)
— 阿勇送给黄宗伟的“礼物”从一只死青蛙开始。 一只剥皮断腿的畸形青蛙。由于已死去多时,它的小腹胀气,鼓成骇人的模样,上面隐约显出细长的青色血管。黄宗伟刚打开饭盒,旁边的女生发出一声尖叫,这只青蛙就从里面掉出来,啪叽一声砸在地上,散发出臭池塘一样难闻的腥味。 他的手指有一丝颤抖,仅仅是应激反应,随后很快镇定下来。他转头,目光扫过围观的人,最后落在阿勇的脸上。阿勇在偷笑、与旁边的同学窃窃私语,他察觉到黄宗伟在看他,就抬起头,双眼毫不畏惧地直视,洋洋自得。 黄宗伟很快移开视线。 他把那只青蛙扔出去,拉开放在桌子下的板凳,凳子面上糊了一片肮脏的湿泥。这些湿泥里还有几根草茎,散发着潮乎乎的气味,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。彼时,上课铃刚打响,黄宗伟来不及擦干净自己的凳子,他只能站在座位上,翻开课本,毫不意外地发现书里也有几页被划烂了。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 东翰林村孩子们野狗一样的嗅觉让他们在第一天就感知到异常。几乎所有人都在死青蛙后明白了一件事:黄宗伟已经把阿勇得罪透了。 每想到此,他们对阿勇这个人的畏惧就多一点。他们了解,所有的感情都不会随时间消亡,就连怨恨也可以自己找到出路。他们想起那个脏兮兮的叫花子,又想起黄宗伟,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困惑了,因为两个人的身影高度重合,似乎要契合为同一个人。 他们记不清那天到底是阿勇狠狠揍了一顿黄宗伟,还是黄宗伟把他摔进了泔水池里。他们只知道无论哪个情况,都是黄宗伟得罪了阿勇,而在当时,得罪阿勇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因为那是个所有人的理解力和视线都很模糊的十三岁,那时的阿勇在我们心中,就像暴力和仇恨的具象化。 暴力在东翰林村,只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循环。 他们把黄宗伟像皮球一样踢到我面前,黄宗伟趔趄着跪下来,伸手扶凳子,阿勇的朋友又把凳子踹倒了。当时,黄宗伟的脸离我的鞋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,我的鞋是干净的,他的脸是肮脏的。 所有人都在看我。他们向我投来复杂又纠结的视线,就像黄宗伟是我养的一条狗,他们想杀我的狗,又怕我发疯。 我自己不知道,长时间来我一直都下意识地忽略了一件事。即使我总是迫切地渴望长大、我总是想脱离一切属于孩子的东西、我总是觉得黄宗伟是一个任何时候都走在我前面的人,但初二的那个学期,我也好,黄宗伟也好,我们其实都只是十三岁的孩子。 所以我对他寄予厚望,把他看作不可被击倒的标牌、石头或者其他什么,对他来说,都很不公平。 我盯着他的发顶,心底有一点害怕,又有一点隐秘的期许。我怕他抬起头来求我,又想让他求我。真到了那一刻,只要他低头,他知道我不会不管他。这里是东翰林村,不是市区,他跑不了。在东翰林村,黄宗伟没了我,他什么都不是。但如果我真的对他伸出援手,阿勇就会怨恨我们两个人,到时候我们只能一起被针对,其他人会像避瘟神一样避开我们。 不过我觉得那样也不错。相依为命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吸引人,我觉得那样也不错。 但他没有。他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,直到阿勇那群人拽着他的后领把他拖走。他低着头,一句话都没有说。 我每一次期待什么,黄宗伟都不会让我如愿。他一定早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,所以他避开最让我称心如意的那个选项。哪怕那个选项对当时的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,但只要对我有一丁点好处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转头奔向与之相反的。 更何况我们不久前刚打了一架,从暑假之旅到现在,我们有将近三个星期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通俗意义上来讲,我们闹掰了,基于这一点,他当时也全然不可能向我服软。 反正,十三岁的黄宗伟,外表看起来犟,骨子里更犟,从内到外都是一块不懂变通的石头;而十三岁的我,却空有其表,色厉内荏,我不属于有决心的一茬,也不属于随遇而安的一茬,我只是一根摇摇欲坠的芦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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